“此次调整标志着在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方面，初步建立了逆周期动态调节机制和差异化管理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就银监会调整拨备要求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银监会近日下发地方银监局《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以下简称“7号文”），明确将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由150%调整到120%~150%，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2.5%调整到1.5%~2.5%。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未来拨备计提压力的缓解直观上将为商业银行盈利释放打开空间，国有大行或将受益最大；而更大的引导意义则在于鼓励银行更精确地划分贷款，更真实地暴露并主动处置不良，同时，资本压力的缓和也将释放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拨备监管进入逆周期调节
“逆周期调节机制，意味着在经济上行周期拨备覆盖率可以更高一些、多计提一些拨备，有更充足的风险吸收能力，到经济下行周期时就可以发挥抵补作用；在经济下行周期，拨备覆盖率可以适当下调，减轻银行压力，让其能够腾出信贷资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董希淼表示。
针对此次调整，业内人士认为，首先从横向比较来看，我国拨备率确有下调空间。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别联组讨论时明确表示，过去几年银行经营状况较好，全行业平均拨备覆盖率达18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平。
截至2017年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81.42%。
“对比国际，从理论上来说，在不良贷款数据真实、分类准确的情况下，100%的拨备覆盖率已经十分充足。”董希淼认为。
近年来不良贷款率攀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商业银行贷款拨备计提压力逐步缓解被认为是为这次政策调整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6年以来，受益于外部经营环境改善、不良贷款处置手段多元化等因素，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态势得到有效控制。截至2017年年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74%，已连续5个季度持平。
“得益于此，我国商业银行拨备计提压力逐步缓解，这应该是此次监管层放宽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标准的主要原因。”东方金诚首席分析师徐承远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另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升级与区域金融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李虹含认为，监管选择此时下调拨备要求，是对经济信心和对不良改善信心的确认。
“当前，绝大部分银行拨备覆盖率均在150%以上，切换IFRS9新会计准则还会进一步提升拨备覆盖率，拨备覆盖率并不是当前银行面临的核心矛盾，选择此时调整，只证明一点：经济没问题、不良没问题。” 李虹含分析称。
银行业盈利、资本等多方面受益
7号文的下发，意味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监管思路由原先单一指标管理升级为多维度、多层次的差异化管理。专家对此普遍认为，差异化管理机制将发挥对银行的正面导向作用。
对于银行业而言，利好盈利释放以及内在资本补充，将是此次调整最为直观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将鼓励银行加快不良确认以及处置不良，提高资产负债表的披露真实性。
按照7号文的要求，此次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调整后存在一个区间，按照“同质同类”、“一行一策”原则，以贷款分类的准确性、处置不良贷款的积极性以及资本的充足性等作为主要的参考指标。
“在区间之内，对不同的银行将采取不同的监管要求，进而建立了一个正向激励的机制，这就鼓励银行不断提升信贷管理水平尤其是不良贷款分类的真实性，加快不良贷款处置进度，同时将资本充足率保持在合理水平。”董希淼认为。
李虹含也认为，7号文要求银行更加严格确认不良符合当前的政策大方向，银行不良认定更严格、资产负债表更干净。
据中金公司测算，政策调整对应释放2815亿元存量拨备，按新政策可以边际新增覆盖2282亿元不良贷款，或可新增处置不良资产4692亿元，鼓励引导上市公司在盈利能力提升周期加快不良确认和处置。
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则是将通过加强银行内生盈利能力，引导更多资金对接新兴产业。同时银行业的资本压力缓和，也将加快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速度，实现银行体系平稳改革转型。
事实上，王兆星也公开表示：“现在适当降低拨备监管要求，是为了让银行更好地加快处置不良贷款，同时也使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实力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国有大行或下调空间最大
针对此次调整拟实行的“一行一策”，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国有大行实际下调空间最大，而资产质量或将是影响城商行拨备下调的制约因素。
就2017年三季报数据来看，A股上市银行中，工行和浦发银行 拨备覆盖率在现有150%拨备覆盖率红线之下。其中，截至去年9月末,浦发银行拨备覆盖率较去年年初下滑34.55个百分点至134.58%，工行拨备覆盖率为148.42%。
除上述两家银行之外，整体而言，A股上市银行拨备覆盖率普遍高于160%以上，而较为接近红线的则有华夏、民生、光大、平安4家股份行和中行、交行两家国有大行。
根据此次调整要求，因贷款分类准确性、处置不良贷款主动性和资本充足性等因素，专家认为，不同的银行受影响程度有所差异。
徐承远分析认为，国有大行由于具备较强的留存收益转增资本能力，且外部资本补充能力较强，其资本较为充裕，资本充足率在不同类型银行中维持最高水平，加上国有大行贷款核销能力及新增贷款控制能力较强，相对具备更大的拨备覆盖率下调空间。
比如，从资本充足性来看，截至2017年年末，国有大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14.65%、12.75%和12.26%，分别适用于120%、130%和140%拨备覆盖率的监管要求，下调空间从大到小依次为国有大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
“以原有的150%拨备覆盖率为基础，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监管线下调空间从大到小依次为国有大行、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当前，城商行拨备覆盖率虽然远远高于150%的监管线，但受制于资产质量，其主动减提拨备的可能性较小。”徐承远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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